降上花不语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祁门二中   汤惟宁

     4月30日，盟里组织活动去新建的黄山168国际徒步探险道（祁门段）考查，平时没有健身活动，自知无力去与身体抗争，还是努力一回吧！

不知别人晕车是怎么面对旅行的恐慌的，赶早进点食物，吃好晕车药，来到县委会门口（集中地）等车，抽着烟，排遣着登车前的紧张。

怎么同车的不仅是盟员？原来，是与祁门一中第四党支部教师及班子部门成员一块活动，一些老同事，突然这么近，一时都不知怎么嘘寒问暖，毕竟来自不同的世界，是曾经的独特性，是现实的适应性，是眼前的同事、政治身分。陌生后，产生的距离是一时难以克服的，相互间，都是基于历史的故事，只能瞬即相互回忆一下，以示认识，情谊还在。这个“在”的惯习，就是这样存在于人际间的。也如昨天被祁门的摄影家们硬拉到与市文联主席倪国华先生同席，没有故事、高潮，身份不配，彼此尴尬，不了解，不知怎么开口谈艺术、谈文化、谈美学实践。

共识于健身的祝愿，在一些日常或户外活动的参与中，人们相互传递着自身的身体情况或是间接地介绍自已的现在。一应一答的平等中，再知这些老（男）同事的意趣，或是一些不认识的年轻党员的风格，以及谈吐间的精神蕴涵与流露（表现）；尤为感慨的是几位女教师的倦容，怎么努力地在脑子里搜寻，也难找回她俩青春的秀丽。也只能是，闭上眼，抑制住自已的倾听品性，在颠簸中调理气息安适着身体。

一来二往的吆喝声中，我们三十多人被安排在一个新修的农户家，人们可以想见其中的宽敞与明亮，也能感受到天高云淡茶季的阳光，与阵阵被风裹挟来的，混杂着泥土、衰草与花、茶的香，是沐浴，是香薰，还是洗礼……总之，是退劫了城里人身上的戾气。返朴，归真，还是还原，可以彻底放松自已，充分感知与这个世界上的事物的关系与距离。这里的鲜叶（茶）仍然要卖30块，户主人拿出他刚做好的新茶给我看，卖300元一斤，喝粗茶的我，只能用鼻子短促地猛吸几回，换位商贾，想瞬即领略这野山茶的品质。

顺着溪流进山了，绕过散乱的茶地，脚下的石路便开始支使着我的身体，需要跨跳，需要扶撑，需要稳步，需要平衡，……，渐渐地开始了深呼吸，汗珠也爬上额头，人们一再劝我脱掉的羊毛衫再也穿不住了。每到一个坳洼，人们便歇歇脚，拍照，抚弄着清凉的溪水，顺畅一下顶在嗓子眼上的气。再攀，队伍也拉长了，没有更多的力气说话（除非体力好的年轻人），安静了许多，自已也落在了队伍的后面，才觉形单影只。

低头看路，免不了会丢失眼前的风景，也是当我坐下喘气的时候，石缝旁的一朵紫色小花似是在向我点头示意，顺着她的目光抬头仰望，我便怜惜起这弱小生命的美丽，猛然想起人们乐道的“降上开花”与簇拥而热烈的油菜花海，是我“要”风景，还是风景“要”我？

仿佛与她处在洞穴中，形影相随，以至我再联想“洞穴之光”的隐喻，她与我，感知的是怎样的“同一”世界。也是昨晚与摄影师们的席间，我没有再侃印象派的口号——“光是绘画的主人”，以及后印象主义大师凡高的“介入”。

如果，我还愿与黄山市的文化名人（倪国华等）谈“艺术”，也是我有着长期看教学行为艺术的视角，有着长期的美学思考，也就敢在席间谈摄影家与生活的距离，谈“熟悉”，谈人文摄影作品中的叙事感、使命感，以及，为什么要“《干掉摄影师》”（我给夫人买的一本摄影书名）……；与倪主席的深入，也是我在席间谈凡高的“入境”，引发了他谈创作《迎客松》（作品）的独特思考与经历。有趣的是，他的话语中为了便与旁人听懂，用了个非常哲学化的词“解构”，接下来，再问“解构”——也就是，他是怎样把一个具有特定象征意味的精神符号——迎客松——进行主观重构（冒险）。可以说是在余音中，我俩又会去寻思“解构”的艺术表达（表现）困境了（在我看来，是生存美学的）……。旁边的“茶客”（摄影师）虽喝了酒，可能也只有他敏感到我俩的“清谈”之音。当然，更在于我们各自的艺术实践的困境。（在他们的世界是摄影艺术，在我的世界里是教学行为艺术）

不是油菜的花期，自然不是“要”去“看”油菜花，也联系到摄影们需要想清楚的“我要拍什么”（做什么事情，怎么去做）。怎么给自已的降上之行留个“影”，让我又想到倪先生的“叙述”，何不以“花”为题就此展开我的降上叙述呢？来降上的目的（或意义）与灵感瞬即形成了，无论山路如何，我便用手机一一拍下她们随着春风摇曳的身影，仿佛与她们对话之间写下自已的“降上花开”，而不是那些个千篇一律的，有关油菜花的（指向单一、明确的）宏大叙述。越拍越多，越拍越觉得生命形态的多样性、独特性，越拍越觉得这些并不起眼的小花是那么的神圣、神奇与绚丽。

“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……落英缤纷， 渔人甚异之……仿佛若有光……”（《桃花源记》散句），队伍已走远了，过了几个叉路口，也没在意。忽听，身后有了声响，可能是另一群徒步者吧？还没弄清楚林子里嘹亮的童音来自何方，身后的山道上就蹦出个农家小姑娘，笑盈盈的，见到我也没见外，不惊慌，不好奇，没停步，似给后面扛着杉树的父亲引路一样，同样扛着一根杉树的妈妈紧随其后，她也只是见到身边有人（我），用左手的支肩棒撬了下右肩上的杉木筒，顺势抬了下头算跟我招乎，顾不了流在额上的汗珠，卷着热浪擦身而过。我还在纳闷他们怎么不顺山道放木下山，突然想到摄影师们的“要”，抓拍已迟，顺手按下快门，留下了她背包、扛木、急过弯道的背影。

与倪先生可以从容拍迎客松的背影不同，我已经回不到她抬起头的那一瞬，除非我是画家，可以再现，那也就是我无法创作出来的，独属于我的，心中的，降上的，女人花。

是体乏而缺少激情，是不专业没有艺术的技艺，因而无力表达“降上花开”的美，还是“花不言语”，我永远无法揭示（或实践）美的真谛。整理完手机里留下的二十二幅（花）生命形态，远不及这朵女人花明亮。与陶渊明不同，我内心里并没有那个世外的桃花园（或期待有整片的桃花林），也没受导（追逐）在油菜花海中自我沉沦。点点滴滴，通过手机的储存，我在努力构筑自已的“降上”（世界）。但总是不能完满。一种不能与事物、与世界对话的客观化恐惧向我袭来，当悲悯化成自我哀怜之际，舒婷的诗句在心头流过：“我是悲哀……是“飞天”袖间/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。”

生命之花与我们共在，是我们视而不见，还是真的“从未落在地面上”？在一个缺乏语言、语境的世界里，总是需要诗人替我们说话吗？

说，教师“迪光”（借诸口迪光堂之名），我不是那些可以给别人光的人，或可以让某人灿烂的人。在我的手机（有限的关注）中，如果是生命的符号形态，也未必真是花的语言，但生命的顽强与美丽，仿佛总是在召唤着我。或者说，真是那句“上帝说有光，便有了光”，所谕示着生命的神圣与美丽。

重要的是去发现美，还是我们一直在自身的行为艺术中？舒婷在诗中，展开的是“人与神的对话”（“飞天”），历溪村的目连戏，有着“人与鬼的对话”，不同于现代戏剧要表现出的“人与人、人与事物、事情”的深层冲突与全面对话。然而，那些印象派大师们把审美对象直指农人、农舍、地头的艺术实践的召示，确是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精神食粮。《晚祷》的静默，似是谕示着一件未完成的事宜。《降上花不语》，且当是我的生存美学实践的一次经历、叙述与思考。